身着“飞天”服饰，外观呈风化磨损迹象，但形象却是个卡通娃娃——这是上海文博爱好者刘洁在“5·18国际博物馆日”购买的敦煌研究院数字藏品。
博物馆推出数字藏品，与国际上各类数字藏品风起云涌无不关系。去年8月，美国篮球明星史蒂芬·库里将自己的社交媒体头像换成了一只卡通猴子，他为购买这一虚拟形象花了约18万美元，引发公众对数字藏品的关注。而在业内，当年3月佳士得就将数字艺术品《每一天：最初的5000天》拍出了6900万美元的天价。
这种在海外被缩写为“NFT”的新鲜玩意儿，依托区块链技术可对图像、视频等数据文件加密，生成无法复制的数字签名，并能追踪每一次交易流通记录。向来是收藏领域“重头”的文物，很快被卷入这场数字化浪潮中。
在国内，蚂蚁集团旗下的数字藏品平台鲸探于去年10月21日推出针对文博领域的“宝藏计划”，全国24家文博单位与其合作发行源自馆藏文物的数字藏品。已连续多年在春节期间进行的“集五福”活动，也在今年有了新玩法——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以清“漆木虎”和秦“阳陵虎符”两件文物加入五福文物福卡、彩蛋卡，用户还可以集齐福卡后兑换平台发行的多家博物馆数字藏品。
去年至今，刘洁已经购入了5款博物馆的数字藏品，她坦言自己最喜欢直接将文物展示出来的藏品：“在博物馆里看文物，永远隔着一道玻璃；但把一件文物放进手机里，就有了一种归属感和神秘的联系。我会为了这件虚拟的藏品去了解当时的历史，甚至想象以当时历史为背景的故事。”
在博物馆业内人士看来，文物“数字化”，既能抢救保存文物数据，也能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，是博物馆无法抗拒的浪潮，数字藏品是具体运用之一。去年年底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发布的《区块链技术激活数字文化遗产研究报告》，提出区块链技术具有规范数字内容标准、明确数字内容的权利归属、完善数字博物馆建设的三大作用，“可以激活数字文化遗产，推进数字文创发展。”
另一类“闯入者”
不过，春节后刘洁就隐约感到事情在变化。“有从来不进博物馆的同事知道我收集数字藏品，问了我很多问题，特别是‘赚不赚钱’。”很快，她在一些微信群里听到人说，“这些东西到了‘元宇宙’时代就能赚大钱。”
王栋就是这样的闯入者。在一家私企担任行政工作的他，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究金融投资上。各类数字藏品中，他最看好的就是文物类。“现在的人，其实已经大半生活在互联网上了。虚拟土地都能拍出高价，虚拟文物怎么会不赚钱？”
“收藏拍卖领域，文物一直是硬通货。”从事金融证券工作的刘玮同样关注文物类数字藏品，“虽然数字藏品有一定的发行量，但仍然是有限制的。”在他看来，即使越王勾践剑发行量到了1万份，但放在元宇宙中，仍然是极少数。“一旦得以流通，价格肯定会很高。”
在湖北省博物馆的网站上，能找到越王勾践剑的高清图片，包括曾侯乙编钟在内的多件文物还制成了3D图像，可以旋转观看每处细节。但在刘玮看来“这是两回事”。“藏品最重要的就是确权，博物馆推出的数字藏品等于官方认证。”他认为未来虚拟世界一定会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场景，“你家里藏有一件限量版文物而不是一张文物图片，且是官方认证不必担心造假的，你说能值多少钱？”目前，绝大部分博物馆数字藏品的定价都在几十元至数百元之间，这一原始价格与此前国际市场上屡创新高的数字藏品交易价格相比“不值一提”。
《区块链技术激活数字文化遗产研究报告》也提到，数字文化遗产发展面临诸多挑战，其中就有恶意炒作、洗钱等金融风险，并对真正的爱好者产生挤出效应。
“严格禁止二次交易”是许多平台发售文物数字藏品时都有的明确规定。今年3月19日，鲸探更新用户协议，其附件《违规用户处罚规则》明确“组织数字藏品场外交易并构成犯罪”和“使用外挂抢购数字藏品并构成犯罪”的违规用户，将被永久封号，并报警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今年起，鲸探已连续发布多期违规用户名单并进行处罚。部分数字藏品平台的微信小程序也被下架，因为微信小程序尚未开放数字藏品领域。而目前主要的购物平台和闲置物品交易平台上，也无法找到数字藏品的交易渠道。
但在王栋看来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技术限制和明确的法规规范，未必能挡住数字藏品交易乃至炒作。平台虽然禁止二次交易，但部分平台允许持有者购入一段时间后赠送他人。网上曾流传一份藏品分级表，对各类数字藏品进行评分，甚至包括价位分析，以此形成场外价格参考。
“那些天价交易或许只是南柯一梦，禁止数字藏品交易是在保护普通消费者权益。”近期，海外许多NFT所有者的投资直线跳水，社交媒体推特的联合创办人杰克·多西首条推文曾拍出了290万美元的价格，这次交易被认为是NFT交易的里程碑式事件，拍得者称其“数字时代的《蒙娜丽莎》”。然而今年3月当时拍得者标价4800万美元转卖时，首轮报价竟然不足300美元，最后的最高开价也只有约1万美元。
“改头换面”能否遏制？
今年国际博物馆日，刘洁发现各大博物馆推出的多款数字藏品纷纷变脸：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数字藏品“无上妙笔”，把碑文写在了折扇上；故宫博物院的“太平宝象”，则将象印改成了积木拼接的模样。
今年4月，国家文物局相关部门召开的数字藏品有关情况座谈会上，提出“文博单位不应直接将文物原始数据作为限量商品发售”“消费者要远离因盲目炒作产生的风险”。5月初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就发布一份声明，称有平台擅自以其名义发售三星堆文物本体原型数字复刻品，“相关作品没有对文物原型进行二次创作且不具备再次创作特征”，侵犯了中心和博物馆合法权益。随后相关平台采取了下架停售措施。
几乎同一时间，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、中国银行业协会、中国证券业协会也联合呼吁会员单位，共同发起关于防范NFT相关金融风险的倡议，坚决遏制NFT金融化证券化倾向，从严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。
实际上，早在鲸探推出“宝藏计划”的2021年10月，国家版权交易中心联盟就牵头多家单位共同发布《数字文创行业自律公约》，提出“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以数字文创作品为噱头，实质发行和炒作虚拟货币的行为；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数字文创作品价格恶意炒作，防范投机炒作和金融化风险。”
“不能直接让文物形象成为数字藏品，价值肯定受影响。”在刘玮看来，这样的变化相当于“文物”和“文创”的差别，“前者是文物的数字化，后者是基于文物的二次创作，虽然都是数字化，但就不是同一件东西了。”据业内媒体“博物馆头条”今年开始的不完全统计，1月各地博物馆共发布了57款数字藏品，这一数字在3月达到了150款，而4月则回落至60款。
“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和特性是收藏、展示和研究，公益性是其底色。”在业内人士看来，如今博物馆开发的数字藏品多与技术平台合作发售，虽然以文物的真实面貌和形象更能传递正确的文史知识，但确实存在诸多风险。“数字化时代，选择最符合潮流的方式传递历史文化知识当然很重要，但创新的同时必须守住法律底线。”
